何冬妮：破解就业问题的几点思考（上篇）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是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的中国新型智库。

图源 网络

作者：何冬妮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上周末，我到广州黄埔古港古村做田野调查，在一排关着门的空商铺前面，遇见一批出游的中学生。看着这些年轻的面孔，想起多年前的自己，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和平发展与改革开放的好时代，许多人的命运被改变，许多人的梦想得以实现。突然很想问问这些少年，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未来想做什么？

青年是未来。在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指标中，就业大概是最牵动神经的一个，青年就业尤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5月我国16-24岁青年失业率录得18.4%，创下有数据以来的历史最高。16-24岁青年主要是接受完9年义务教育后就出来打工的青年群体以及接受普高、大学和大中专教育的青年群体，这个群体失业率高企，是短期问题还是中长期问题？穿过短期看中长期，未来的就业会是怎样的趋势与格局？

一、就业问题解决不好，短期问题长期化，将加大经济社会风险

关注就业问题，只看失业率一个指标是不够的。一个经济体最理想的就业状态是“两低三高”——失业率低、青年失业率低、劳动参与率高、劳动生产率高以及与之对应的劳动报酬高。现实中要实现“两低三高”的高质量就业往往很难，即使是高收入国家也面临一对或多对关系失衡的问题。比如，美国面临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双低的矛盾；在北欧国家，面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政策决策者更关心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这两个指标也是用以衡量延迟退休政策和积极就业政策成效的关键指标。有许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就业情况是“两高三低”——高失业率、高青年失业率、低劳动参与率、低劳动生产率、低劳动报酬占比。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度拉丁美洲地区15-24岁青年失业率达到23.8%，是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青年劳动参与率只有45.6%。拉美地区青年失业率常年高出全球平均水平5-10个百分点。没有希望之地就是犯罪滋生之地。

从我国的情况看，要实现“两低三高”的高质量就业格局仍面临巨大挑战。

一是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且面临上升压力。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3%、5.5%、5.5%、6.1%、5.9%，同比上升-0.1%、0、0.5%、1、0.9，前5个月均值已超出全年5.5%的预期控制目标。自然失业率又称均衡失业率，是指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时的状态，即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下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时的就业水平。中国自然失业率为5%左右是学界有较多共识的，当前失业率明显高于自然失业率，意味着就业不充分。从现实看，今年以来随着经济下行的预期增多，许多中小微企业面临生存困境，青年创新创业意愿下降，都加大了失业率上升压力。选取疫情大爆发前2019年12月与今年5月两个时点的数据对比看，25-59岁人口（即主要就业群体）城镇调查失业率由4.6%上升到5.1%；31个大城市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由5.2%上升到6.9%。

二是青年失业率高企且未来将继续承压。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在疫情大爆发前的2019年12月为12.5%，今年5月为18.4%。58同城、赶集直招等招聘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月29日，仅29%的高校毕业生找到工作；在就业态度上，79%的毕业生表示想立即工作，20%的毕业生选择“慢就业”，有1%暂时不想工作。2021年全球青年失业率平均为13.6%。我国最近3年青年失业率的中位数是13.85%，最近2年是14.8%，最近1年是15.3%，最近6个月是16%，可见其清晰的抬升轨迹。从最近十年我国各级各类在校生仍在增长的趋势看，青年失业率未来仍会处于承压状态。

三是劳动参与率居全球前列但在逐年下降。失业率低且劳动参与率高，说明经济有活力；失业率高但劳动参与率高，说明就业意愿高，潜在劳动供给大；失业率高但劳动参与率低时，就要注意防止经济滑向衰退了。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劳动参与率达到76%，比同期美国、日本、印度分别高出11、18、21个百分点。全球最高的劳动参与率使中国获得“世界工厂”的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加快，劳动参与率出现逐年下降趋势。近几年叠加疫情冲击的影响，劳动参与率降至70%左右。在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双重挑战下，未来如何保持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成为新的挑战。

四是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研究表明，劳动生产率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接近80%。2021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46380元/人，比上年提高8.7%，超过1995-2016年间年均8.6%的增长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处于全球前列。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劳动生产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为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王亚菲等从行业层面进行测算的结果显示，2018年我国农林渔业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6.26%、教育部门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7.56%、信息通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8.14%。

五是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虽有提升但仍然偏低。我国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在2008年达到30%的历史低位后开始提升，但目前仍低于40%，也低于世界多数国家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55-65%的比重。张车伟等测算，韩国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快速工业化，劳动报酬的比重从1955年的30.1%上升到1993年的60.6%，日本劳动报酬占比增长也是如此。我国劳动报酬比重长期以来偏低，不利于释放居民消费需求和促进消费升级，进而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二、穿过短期看长期，破解就业难题关键在五对结构性变量

在就业问题上，青年失业率高企的背后是我国就业面临的中长期挑战。从中长期看，决定就业水平有五个关键的结构性变量——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教育结构。

从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是吸收就业和新增就业的主体。在2012-2021的十年中，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由33.5%下降到22.9%；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由30.5%下降到29.1%；第三产业比重由36%上升到48%。然而，第三产业就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疫情爆发3年来，第三产业就业占比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只增加了1个百分点，远低于过去10年的平均增速。今年以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不只是旅游、餐饮、房地产、教培等行业部门不景气导致就业市场需求下降，一些互联网大厂也面临裁员压力。

从企业结构看，中小微企业是就业创造的主力军。疫情爆发以来，创造85%就业岗位的中小微企业生命周期明显缩短，许多中小微企业倒闭，导致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上升。智联招聘研究院《2022春季人才流动新特点》报告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2022年节后首月中小企业招聘需求下降，20人以下、20-99人、100-499人和500-999人的企业招聘数分别同比减少7.8%、3%、4.7%和11.6%。与此同时，从智联招聘等平台的就业报告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岗位抢手，民营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在招工需求下降的同时仍面临招工难的问题。麦可思研究院《202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毕业生择业求稳心态加剧，本科生脱产备考公务员的比例五年翻番。大学生创业就业意愿下降，政府公务员等稳定职业更加抢手。

从城乡结构看，城市化过程创造大量就业需求，推动大量人口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我国城市化已经过了超高速发展的阶段，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4.7%，一些城市已经达到80%以上甚至更高，城市化开始进入放缓和调整优化的阶段。一般而言，城市化进入减速期后就业市场需求增长也会放缓。我国转型中城乡二元结构下产生的2.8亿农村流动人口，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但一方面农村可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存量明显缩小，另一方面在整体就业形势下滑的情况下流动人口失业率更快上升。今年5月，外来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6.6%，其中外来农业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6.2%，分别比本地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高出1.1和0.7个百分点。

从人口结构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早已是负增长，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已过，总人口在“十四五”时期达峰后下降是大概率事件。老龄化加深加快趋势不可逆叠加低生育率的挑战，劳动力供给还会进一步下降。从表面上看这是缓解当前就业压力的变量，即退休人员退出就业市场会给年轻人更多就业机会，但实际上社会养老负担越重，中长期越会压制就业市场需求。

从教育结构看，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不相适应，专业与就业岗位错配的矛盾比较突出。这既不利于扩大就业，也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我国产业结构已经开始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人力资本密集型为主转型升级，这对整体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应当说，在提高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我国最近10年取得了较大进展。202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9年，比2011年时增加了3.4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8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加快缩小。美国国家经济研究署曾对146个国家1950年-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经济总量至少增加2%。人口素质的提高有效对冲了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就业市场供求存在结构性失衡，专业与职业错配带来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以高技能人才为例，我国的缺口超2000千万。智联等招聘平台的数据显示，理工类专业、土木工程与建筑类专业的就业是供不应求，经管类、财务会计以及教育类的就业则是供大于求，能源环保、生物医药等高技术产业研发类岗位专业能力需求与求职者专业能力间存在明显差距。今年北大核物理系博士生报考城管，虽只是人力资源配置扭曲的一个极端例子，但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不匹配可见一斑。

三、人工智能的发展比想象中更快，加剧就业市场结构性失衡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将更快到来。是的，这里用的是“就业冲击”而不是中性词“就业影响”。原因就在于我们在理解和分析这一趋势对就业的影响时可能过于乐观。比如，LinkedIn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人工智能行业招聘人数增长了32%。世界经济论坛估计到2025年人工智能将取代中国约5%的劳动力，在取代8500万人就业的同时，将创造9700万人就业。这样的估算容易营造乐观氛围。2020年李开复公开表示，“在15年内，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将取代40-50％的工作岗位。人工智能会取代所有重复性的工作。”制造业和服务业中“机器替代人”“AI替代人”在同时发生，并且随着AI技术创新的指数型突破，一旦AI技术成本降低，替代速度会越来越快。当无人驾驶、在线学习、改试卷机器人、翻译助手、医疗助手等AI出现并大规模应用后，未来就业者会是怎样的画像？

一是机器替代人和产业转移同时发生，深刻改变制造业就业格局和形态。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当前的产业工人结构是否能快速适应新的变化。总体而言，制造业就业市场需求和制造业就业占比还会继续减少，同时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加大。培育未来中国需要的新产业工人队伍，教育培训体系、就业市场、社会安全网、法律体系做好准备了吗，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问题，都需要做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二是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行业的就业需求可能将由扩张转向收缩。这些行业都是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目前看需求还很大，但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呈指数发展，这些行业的就业市场需求将难以持续扩张，有些甚至会加速收缩。比如，对金融科技人才的需求上升，但传统金融人才需求将进一步下降。从教育行业看，少子化将导致各级学生数量减少，实际上最近几年各个阶段教育招生数开始大于报考数，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加快发展给这个行业的就业带来深刻影响。例如，网易有道开发了英文试卷批改机器人，阿里开发了中文试卷批改机器人，这些AI技术随着应用场景的丰富还会加快迭代更新，从而引发教师行业的就业变革。未来教师这个行业，将更接近“人类灵魂工程师”职能，不再是简单的输出知识。从医疗健康行业看，人口老龄化需要大量医疗、康养、养老相关行业服务人员，但随着相关AI技术成本的降低，这些行业的就业需求将经历扩张到收缩的过程。例如，科大讯飞研发的“智医助理”机器人以456分的中高水平成绩通过临床执业医师综合笔试测试，成为全球首个通过“医考”的机器人。未来AI在医疗健康领域实现大规模应用时，需要的人力会更少更精更专业。

三是在农业领域，与人工智能合作的新农民将成为一种职业而不再是身份。我国长期以来占比较高的农业就业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直接相关。随着上一代农民的老去以及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逐步退出，未来自动农业技术的商业化、智慧农业助手的广泛应用、无人农场的兴起等，将深刻改变传统农业的就业结构，传统农民也面临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命运。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工智能可以把人从低端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可以创造新的就业部门、就业方式和就业形态，但问题在于我们真的做好准备了吗？应当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反应仍然比较滞后、是被动的，体现在从理念、制度、政策工具到教育结构调整等方方面面。

（下篇待续）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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